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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一般语言含义、法律规范中已有的使用习惯以及宪法修改后立法机关的解释立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国事活动主要是指以国家为主体所进行的重大外交活动，既包括在国内举行的外交活动，也包括在国外举行的外交活动。

他指出，这种体制的优势在于：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可以罢免，并且对选民负责。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看，跨区设立人民法院需要立法者完成有关人民法院组织法定化的宪法委托，依据宪法对现行的法院组织法进行修改完善。

相对于其他案件而言，每一种都是特殊案件，都构成设立专门法院的理由。[15] 参见刘树德：《法院设置的宪法表达》，《人民法院报》2013年11月22日。参见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版，第27页。在根本上，所有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是宪法。根据现有司法制度，专门法院院长都是由人大常委会任免，并非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无论何种意义上的设立，首先必须明确该类型的人民法院在国家机构的组织和职权体系中应如何定位，然后才能据此确定其组织机构和职权范围等事项。其中有两个条款值得注意：第26条规定专门人民法院的类型包括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和水上运输法院三种，并未规定等其他专门人民法院。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一步步被空箱化，直到完全被土地集体所有挤出。

[65] 参加《担保法》第37条。[69] 《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关键词:  土地集体所有 土地承包经营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43] 中国宪法将社会保障理解为一项权利。

在互助组阶段，农民土地所有权尚可以理解为一项物权。[6]农民土地所有权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被植入了国家权力的榫头，[7]为土地权利设置的变迁预留了足够的制度空间。

另一方面，暗中导入成员权内涵，为集体所有向基本权利的转化开辟道路。但是，这些包产到户最终都被当作闹单干、破坏集体所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河镇压下来。[52] 参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4条。在此基础上，中央启动了现代化建设。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 集体所有土地中的建设用地包括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和公益性建设用地。作为基本权利的土地集体所有正在成型。但是，如果不厘清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面相，我们就只能在左冲右突中慌不择路，最终走向制度的死胡同。土地改革运动打碎了地主豪绅阶层，使得国家权力可以长驱直入农村和农民生活。

如果与昔日相分离，这些概念的形式和含义就无法理解并且是专断恣意的。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界定农村集体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之间的权利关系。

集体成员的基本权利尽管有其历史渊源，但从规范的意义上看，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土地上的一项权利。土地集体所有本是被建构而非自然生长出来的概念，当下中国的农民集体也是被集体化的产物，[84]在遭遇市场化的洗礼之后，如果土地集体所有不能尽快发育为宪法层面的一项基本权利，我们看到的农村图景可能是乡愁尽失，田地荒芜，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韩松教授将土地集体所有权理解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所有权，也正是基于这一理由得出的结论。尽管如此，农民仍然不愿放弃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耕种土地无法做到利益最大化，但无疑可以做到风险最小化。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尽管也确认集体所有制，但认为只是现阶段才有的现象。[48]严厉禁止基本农田改变用途，只有国务院才能被批准占用基本农田。2007年，《物权法》进一步肯定宅基地使用权，但规定不得抵押。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土地承包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还取决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22]进入人民公社阶段后，政社合一的体制决定了土地集体所有完全成为国家权力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刘连泰刘玉姿：《作为基本权利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承包经营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都是私性质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发育，会最终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

经济学界的这一解释进路与本文所理解的政治改造工程并不矛盾。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农民丧失对土地孳息的处分权。

政府也有充沛的资源来运作权力，经由威胁、操纵和说服，作为国家权力的土地集体所有形成。但将集体土地全民化的进程并不像毛泽东想象的那样顺利，农民通过偷懒、瞒产等消极不合作甚至内卷化的生产方式，[35]使土地的产出极为贫乏。按霍菲尔德的理论，与权利相关的概念是有责，[28]不服从权力必然产生责任。另一方面，变革建立在土地上的各项权利，以注入基本权利的内涵。

词语的表面含义（=挂衣钩）是持久的，但潮流（概念内容）在不断变化。[6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六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

[72] 《物权法》第184条。[54]如果将土地集体所有理解为一项权利，则政府的上述管制就构成管制性征收。

第二阶段，国家经由权利缺损，防止土地集体所有包含的权利倾向瓦解该概念的目标功能，土地集体所有渐变为国家政策。当然，前苏联也有集体农场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但土地是国有的，这与中国的清醒不同。

[65]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7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建构之路是农村包围城市，社会主义是宪法文本确立的根本政治制度，公有制是产权安排绕不过去的坎。上述两个文件的思路被学界解读为三权分置方案，及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经营权各自相对独立。简新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创新研究——兼评中国土地私有化》，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1期。

[64] 2007年《物权法》将承包经营权定性为用益物权，第一条关于立法目的的表述中，强调发挥物的效用，标志着土地集体所有的财产属性强化。[59]建设用地包括经营性建设用地、公益性建设用地、宅基地。

有学者主张土地私有化，以彻底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尽管该示范章程规定了农民的退社自由，但在意识形态压力下，加之实践中的紧逼，[16]农民退社成功的概率非常低。

中国《宪法》第10条既没有将土地集体所有表述为一项基本权利，也没有表述为一项国家政策，理解为国家政策能使法律体系得到融贯解释，就应将宪法文本中的土地集体所有理解为一项国家政策。[87]农民当年选择跟随中国共产党，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建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已经证明，农民是最好的政治家。